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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理论体系是很完整的，而且也是非常科学的，是值得我国民法立法吸收、采纳的。

把文化建设纳入法治轨道，首先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文化、教育、科技正是急需加强立法的重点领域，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加快推进这几个领域的立法、立规，补齐短板、提高位阶、增强实效。

中国式现代化同样统领着中国法治的现代化，为我们构筑法治轨道提供了正确道路、正当标准、坚实支撑。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制度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轨道上才能确保全面建设顺利推进、行稳致远。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

协商共治，即协商民主、民主治理，强调的是治理方式之善。中国式现代化是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之义。这种权力制约职权行为，是一种以对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为目标、建立在程序性权力分工基础上的权力制约活动。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法律监督等同于对公权力的监督，即权力监督。制约通常以决定权为基础，而监督通常是以建议权为基础。参见曹呈宏：《监督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9]在法律监督的对象问题上，理论界也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法律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任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不可能脱离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构成的共识性要素而存在。而法律监督机关应解释为落实法律监督功能的机关，其职权行为是以防止法律执行和适用的异化为根本目的、以对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为目标的一种程序性权力制约活动。

[71] 同前注[41]，朱全宝文。但是，目前针对法律监督权的研究，只是涉及到法律监督的一个面向——权力行为的面向，并非涉及法律监督的所有面向。这一挖掘，使得监督因其中国性而被赋魅了。具体的职权上，则是旧瓶装新酒，承继了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制度，基本不是履行监督权的。

[54] 参见宋小海：《法律监督考》，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第一种意见认为，从国家权力角度谈论的监督与制约，含义基本相同。实际上，这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将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并列在一起，如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则强调的是对权力运行的全方位的制约。

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管干部原则以及党的组织嵌入国家机构的制度现实，使得实际上的政策输出方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31] 三、权力视角下的法律监督及其理论困境 如前所述，围绕监督的本源含义对法律监督展开的学理讨论，让我们看到了监督的中国传统集权文化基因——权力控制和约束。

盖因在当今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法律已经从政治系统中分离出来，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都具有独立运作的规则、功能和程序。我国目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包括有限的一般监督[73]和诉讼监督。

[68]在这种情况下，党纪监督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法治监督如果仅仅以女性为主体来关注，或者以男女平等为线索来串联康有为彼时的思想，极易丢失其言说女性的语境与目的。夫国民之幸福惟我辈力造之，无可疑也。{5}（P.199）于是，参与国政成为了男女共享天权到性别平等的指向与底色，也是本文回溯思想家女性论点嵌入的话语权力结构的必要性之示例。欲正母仪，必由女教{7}（P.18）。换言之，概念旅行通过一国知识精英对域外理论进行挑选、转述和阐释得到实现，这一过程往往受后者所处现实与当时整个时代思想情境的激发或者制约。

[7]以行政法为例，翻译在中国近代行政法学起源中的作用，参见王贵松：论近代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源，载《法学家》2014年第4期。{11}（P.4） 对国民之母的期待本质上是对国民之师的召唤。

然而第四节结束处笔调一转，将家庭内部男女之间的权力压制关系类比国家内部君民间之压制。一、现有研究与方法检讨：女权概念及其当下的理论境况 女权概念远非新鲜主题，已经受到女性史研究和女性主义法学的关注。

金天翮女性思想里的权利认知非常独特。{10}（P.18）女性只有与男性平权，才得以有机会自由练习和发展自己固有的能力，而发达其心才{10}（P.18）。

就接受教育而言，也仅限于上流社会家庭教育中的诗文或者女四书。[3]近年因新情势层出，女性权利逐渐获得更多讨论空间与必要。一年后，马君武译介了密尔《论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更名为女权说，发表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11}（P.48）不仅如此，以公法与私法分野的明确认知为前提，《女界钟》讨论女性权利这一讲结尾的论断超越女权，落在了民权与国权的关系：私法之成立，于公法有何妨害与冲突？此殆不知民权昌而后君权荣、国权固，不涉目于政法学界者类如此也。

由于家庭被视为国之脊骨，女性与其他男性家庭成员（父与夫）的平等也自然变成了在国家中对女性政治地位的要求。至此，无论女性研究还是社会行动，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主张女性权利真正指向的，应是生而为人的女性。

民权与女权，如蝉联附萼而生，不可遏抑也。而书中所纳入的国际关系视角仅含纳了当时历史背景下日本与中国知识女性精英的跨国生活与实践{3}（P.199、207）。

[14]新近一份研究检讨法政概念所依赖的话语结构和智识资源，可视为这一方法论立场上研究法政概念旅行与移植主题的典型，参见尤陈俊：‘法律文化概念在中国（1930—1985）：一个知识考古学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女界钟》第六讲女性之权利将权利视为快乐之物，典型论述如快乐有时而不可得，则不得不以苦痛助之，非独国际国权，其于个人之私法尤为切要{11}（P.48）。

[12]典型研究参见赵妍杰：为国破家：近代中国家庭革命论的反思，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10}（P.20）恰恰是借助前述类比，基于自然权利的平等起于二元性别之间，随后超越二元性别，展现了可上升至一般法理层面讨论的可能。从这一点出发，此后《女界钟》里一些今人称之为国家主义的观点才顺理成章，包括第二节女子之道德中提到三千年来中国女子常注意私德，而于公德则直可谓之未尝闻也，公德者，爱国与救世是也{11}（P.12）。此后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史研究室不断整理并出版中国妇女运动史资料，时间跨度从1840年至1949年。

带着性别议题上社会性别或者男女平等的视角，今人目光往往投到男女皆为天民而均受天权之处即止。[19]梁启超将女性囿于家庭、依附男子生活的状况称为妇人分利，并且直言妇人分利不仅使得女性极苦，而且也导致男子极苦。

1902年（即光绪二十八年），马君武通过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了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下文记为女权篇），该文是斯宾塞《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1851）第16章女性之权利（The Rights of Women）的中文翻译，与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的中文翻译合编。在以国家为底色的时代画布上，中国近代女权思想在出现时也并非鲜明而均匀的色块，而是作为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一部分，与同时代的其他关键议题同时被涂抹挥洒。

有才万人，国可以强{6}（P.261）。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立场比较中外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参见马姝：中西方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之比较，载《河北法学》2013年第4期。